「越竞争惨烈、成本高企的艰难时期，越要守住底线，用错误的方式去应对困境，只会让企业更快地被淘汰出局。」

事发

车灯龙头星宇股份劝退应届生的新闻，已经发酵了1个月。

据报道，今年7月，440名应届生入职星宇股份，仅一个多月后，部分人便接到了公司约谈：要么以「个人原因」签字离职，获得半个月薪资补偿；要么从原本的研发、管理岗调至一线生产操作岗，薪资也随之调整。

事情很快超出了一般劳动纠纷的范围。在裁员事发前约十天，星宇股份刚向港交所第二次递交上市申请，裁员事发后，部分应届生将相关材料提交给港交所，并向奔驰、大众、宝马等星宇股份的海外大客户进行投诉。如今，港交所已将材料移交给了上市科审核。

一些专业人士认为，这一风波下星宇股份可能面临订单下降的风险，港股IPO也会受到冲击，甚至短期内上市无望。二级市场随之波动，截至9月4日，星宇股份股价较事发前已累计跌超10%。

不过，星宇股份的这轮下跌并非始于此次风波：从5月下旬到9月初，星宇股份的股价已累计跌去近一半，创下近六年半新低。

星宇股份并非一家普通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按2025年销售收入计算，星宇股份占据我国汽车照明市场11.6%的市场份额，稳居行业第一，在全球汽车照明市场的占有率也有4.6%，是中国汽车供应链的「隐形冠军」。

因此，星宇事件的背后，除了劳资纠纷，也牵涉到了出海企业供应链审查和IPO企业上市审核，同时还是观察汽车行业景气度变化和供应链压力传导的一个切面。

拐点

2023年年初，特斯拉中国宣布旗下两款车型降价2—4.8万元，打响了我国汽车价格战的第一枪。

随后两年，价格战愈演愈烈，参与降价的车型不断增加，降价的幅度也不断增大，仅2024年一年，我国就有227款车型降价，平均降幅达到8.3%。

消费者买到了低价车，车企提升了销量，承担了降价压力的供应商却笑不出来。

长期以来，供应商相对整车厂处于弱势地位，很难抵挡车企转嫁的降价压力。聆泽私募研究总监朱伟琪表示，上游原材料涨价、下游车企价格战，两边挤压，整条产业链基本是中游承担了一切。

在这个过程中，车企转嫁压力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要求供应商降价。据财经评论员刘晓博介绍，过去，行业惯例是每年要求供应商降价3%—5%，称为「年降」，近年来，10%—15%的「年降」已经变得普遍，部分车企甚至要求高达20%的降幅。

在直接要求降价之外，车企还会通过延长付款账期，迫使供应商自行垫付成本；或者利用二级、三级供应商的报价来倒逼一级供应商降价。中欧协会智能网联汽车副主任委员林示还透露，一些整车厂会转嫁成本，比如为一台新车新零件开模的费用，完全让零部件企业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这款车销量不好，零部件企业可能反而亏损。

价格战的结果清晰反映在行业数据上。2023年，我国汽车总销量大涨，营收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但行业利润率却大幅下跌至5.04%，整个行业陷入了「增收不增利」的困境。到2026年上半年，汽车制造业利润率相较2021年已经跌去近四成。

星宇股份作为国内最大的汽车照明供应商，没能在这条不断拧紧的「毛巾」中独善其身，只不过，它的「症状」比整车行业出现得晚一些。

2021年—2025年，星宇股份营收翻了一倍，净利润也上涨了七成，在汽车行业价格战最激烈的2024年，公司反而获得了近5年最亮眼的营收和净利润增长，两者均同比上涨近30%。

这与车灯行业的项目周期和星宇股份的产品升级有关。车灯供应商获得一个项目后，还要经历造型设计、模具开发、样件试制、测试验证等环节，单个项目开发周期一般约在12—30个月不等。因此，反映在财报中，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滞后。

与此同时，高单价智能车灯的收入上涨为星宇股份提供了缓冲。2026年第一季度，星宇股份智能汽车照明产品平均售价是非智能产品的11倍，智能车灯的收入占比，也从2023年的0.3%飙升至2026年第一季度的19.6%。

这些因素延缓了行业压力向星宇股份利润的传导，但压力并非不存在——相比利润表，它更早显现在回款方式上。

2021年末，星宇股份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合计22.43亿元，相当于当年营收的约28%，到了202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涨到71.50亿元和47%。5年间，星宇股份的营收增了92.9%，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却增长了218.8%，平均周转天数也大幅上涨，过去公司卖完货等3个月能收回的钱，现在要等5个月。

星宇股份的账期问题是全行业供应商承压的一个切片，2022年—2024年，A股249家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的平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逐年上涨并不断加速，2024年，仅有29家的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少于60天，占比不到12%。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25年年中，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联手，开始出手治理汽车行业的「内卷式」竞争。

去年5月底，工业和信息化部也明确表示，「价格战」没有赢家，更没有未来，将加大汽车行业「内卷式」竞争整治力度。同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关于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倡议》，明确反对车企之间的无序「价格战」。随后，广汽、一汽、东风等17家重点车企承诺，对供应商的支付账期将不超过60天。

多位专家表示，自此之后，汽车行业价格战有所好转，供应商回款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朱伟琪表示，2025年汽车行业反内卷后，直接价格战有所好转，但间接价格战一直存在，比如不降价但配置提高、贷款免利息等，因此，供应商依然存在压力。

刘晓博进一步指出，汽车行业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产能太大、厂家太多、淘汰赛尚未充分进行，在没有充分去产能之前，内卷不可避免，而可能以新的方式出现。

到了2026年上半年，星宇股份产品升级带来的增长红利开始消退，近年来积累的压力开始直接体现在营收和净利润上。相比2025年营收同比增长15.12%，2026年上半年，星宇股份营收同比仅增1.87%，净利润更是直接转负，下跌5.26%。

减员

业绩拐点和行业波动，最终转化为了招聘的拐点。

从2023年起，星宇股份就开始大幅增加更灵活的外部用工，2023年—2025年，公司劳务外包工时从363万小时飙升至1087万小时，翻了三倍。林示表示，汽车供应链企业使用外包，不仅灵活，而且成本低、风险低，在行业内属于普遍现象。

不过，前几年星宇股份的在职员工数量仍在增加，但到了2025年，开始出现正式员工大幅减少、外包工时继续上升的明显背离。

这背后，是星宇股份的招聘计划与实际用工需求之间，出现了时间差。在2025年秋招时期，公司营收和净利润均同比增长超过15%，而大半年后，到今年二季度，星宇股份的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增速已经双双转负。

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张翔总结道，市场和企业招聘不是同步的，上半年国内汽车销量下滑，星宇股份不需要那么多人了，没工作安排还要发工资，对于企业而言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警示

从成本角度看，星宇股份的离奇操作有了合理的解释，但企业调整人员时，需要计算的并不只有工资和补偿。此次事件中，星宇股份原本希望压缩的成本，最终却以劳动争议、客户调查、股价波动、IPO受阻的形式重新出现。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指出，群体性用工纠纷对星宇股份的影响是实质性的、负面的，并且，星宇股份此次事件行为可能涉嫌违反《劳动合同法》：第一，违反「协商一致」原则，根据劳动法，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必须与员工协商一致，研发岗与流水线普工岗性质完全不同，星宇股份单方面强制应届生调岗，直接违法；第二，构成「变相逼迫员工离职」，星宇股份将研发人员调至流水线，本质上是利用岗位差异制造不合理劳动条件，迫使员工主动辞职；第三，可能涉嫌违反司法实践中的「合理调岗」原则。

与此同时，星宇事件的影响并没有停留在国内劳动法层面。作为一家典型的中国汽车零部件出海企业，星宇股份在塞尔维亚建有海外生产基地，并已与全球前十大整车制造商中的九家建立配套合作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星宇股份的行为也会受到国外客户的审查。在接到应届生递交的投诉材料后，奔驰、大众均回复称已启动调查，宝马也表示已关注此事并与供应商进行了沟通。

华商出海产业联盟理事长卓立表示，此次奔驰、大众的反应速度和处理力度远超很多人预期，这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企业出海，合法合规已经从「加分项」变成了「入场券」。

「我们的市场是全球的，合作伙伴是世界的，供应链是跨国界的，竞争对手从国内的优秀同行变成了全球的一流玩家。在这个新赛道上，合法合规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你有没有资格上牌桌的基本条件。如今，星宇股份一个劳动纠纷演变为上市进程中的实质性障碍，这就是ESG的力量，它不是虚的，是真金白银。」

董毅智也表示，对于如今的出海企业，劳动合规已经不再是「软约束」，而是「硬门槛」。所有拟国际化或A+H上市的企业都需要明白，善待员工不是负担，而是资本市场的准入门槛。

不过，卓立也表示，她虽然强烈谴责星宇股份的粗暴裁员，但并不认同公司后来为灭火而做出的「过度承诺」，在任何商业决策中，理性都不应该被情绪完全裹挟。

她解释道，「发放3个月求职补贴，3个月未就业再补6个月工资」，这个方案从数字上看很大方，但法定标准不过半个月到一个月工资，而企业的每一分钱都来自市场、来自投资者，星宇股份此举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本质上是舆论压力下的非理性行为，是对企业资源的不当损耗。

如今，星宇股份的风波仍未平息，但正如卓立所言，我们在批判星宇的错误时，也要理性地看到，我们的制造企业正处在一个利润微薄、竞争惨烈、成本高企的艰难时期，但越是如此，越要守住底线，用错误的方式去应对困境，只会让企业更快地被淘汰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