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一场覆盖银保领域的大规模金融央企集中资本补充行动受到市场高度关注。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人寿集团、中国人保、中国太平、中国信保、中国再保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这是继2025年财政部发行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四家国有大行之后，国家再次通过特别国债为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与上一轮不同的是，本轮支持范围进一步延伸至保险央企与政策性金融机构。

当前，上述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既然不缺资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点「大手笔」补资本？钱补进去之后，又如何变成实体经济的投资、就业和收入？

围绕这些问题，长安街知事日前专访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首届国家金融学杰出学者奖获得者李凯。

李凯指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并非简单地「财政出钱、货币配套放水」，而是两类政策分别作用于金融中介面临的不同约束。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利率、流动性和融资条件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财政注资则直接增加核心一级资本，提高金融机构吸收损失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如果资本约束较紧，即使流动性充裕、利率较低，金融机构也可能难以继续扩大风险资产；反过来，即使资本充足，如果融资成本较高或流动性偏紧，同样会制约资产负债表扩张。因此，财政补资本和货币政策改善融资条件，分别缓解资本约束和资金约束，共同提高金融机构提供信用和承担风险的能力。

他认为，金融条件改善只是传导的第一步。评价资本补充效果应从三个环节展开：风险承载能力、金融资源配置和实体经济传导。新增的风险承担能力配置给谁尤为关键——同样是一元新增融资，如果主要用于原有债务置换，与支持一个生产率较高但受到融资约束的企业新增投资，宏观效果可能非常不同。如果制约信用扩张的主要因素在实体融资需求端，资本空间增加也不会机械地转化为同等规模的信贷扩张。此次注资的价值既体现在改善当前信用供给条件，也体现在为未来保留更大的金融中介能力。

针对保险机构注资，李凯认为，「有能力长期投资」和「实际增加长期投资」是两件事。资本补充为「长钱长投」创造了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还需满足负债端有足够稳定长期资金来源、偿付能力监管准确反映长期资产真实风险、经营考核周期与长期投资期限更加匹配等配套条件。

关于未来是否形成规则化、基于压力测试的资本补充机制，李凯认为，公共资本补充并不一定要等到金融机构已经出现资本不足。如果预期未来盈利和内生资本积累放缓、风险资产继续增长，金融机构可能在触及资本约束之前就放缓信贷扩张。建议重点关注压力测试下未来资本缓冲是否明显收窄、内生资本积累能否覆盖风险资产增长和潜在损失、对未来资本空间的担忧是否已影响当前风险承担和信用供给。但需警惕介入过晚导致缩表和收紧信贷，或过早介入形成财政兜底预期、削弱市场纪律。他理解的「规则化」并非「常态化注资」，而是建立前瞻、状态依赖，同时保持市场纪律的资本补充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