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欧洲议会选举落定后，布鲁塞尔的政治光谱出现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变化：两位被外界称为「铁娘子」的女性政治人物，正在从不同方向冲击欧盟的权力结构。一位是已经连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另一位是德国选择党联邦领袖魏德尔。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不是因为要制造戏剧效果，而是因为她们各自代表的政治力量，恰好构成了理解未来中欧关系走向的两条关键线索。

冯德莱恩的第二个任期意味着什么

冯德莱恩在2024年7月18日以401票赞成、284票反对的结果赢得欧洲议会绝对多数支持，成功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401票比2019年她首次当选时的383票还多了18票，说明她在欧洲议会中的跨党团支持基础有所巩固。

但票数的增加不等于权力的增加。冯德莱恩第二任期的政治环境与第一任期有明显区别。第一任期时，她面对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左-中右多数联盟。第二任期，欧洲议会的政治重心右移，两个极右翼党团合计席位增至162席。冯德莱恩必须在维持传统多数联盟的同时，处理右翼党团在移民、气候、对华政策等议题上日益增大的压力。

在对华政策上，冯德莱恩第一任期的标志性动作是2023年9月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第二任期刚开始，她就推出了「竞争力指南针」计划，核心逻辑是通过提升欧洲自身产业竞争力来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这意味着她在对华经济政策上的基本方向是「竞争优先」，但竞争的方式可能从单纯的关税工具向产业政策工具扩展。

魏德尔的崛起改变了什么

魏德尔代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路径。2026年9月6日，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获得43.8%的选票，较上届翻了一倍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现任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从37.1%暴跌至17.2%。投票率达到77.8%，创下两德统一以来该州历史新高，大量此前不投票的「沉默选民」涌入投票站，其中相当比例流向了选择党。

魏德尔本人的背景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她曾在中国银行工作六年，能说流利中文，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养老金制度。但「了解中国」和「对华友好」是两回事。尽管魏德尔在个人层面对北京的态度似乎较为温和，但选择党在州选举中的强势表现更可能强化柏林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而非使其软化。

原因在于选择党的选民基础。选择党的核心支持者来自德国东部传统工业区，这些地区在德国对华出口中受益有限，却承受了来自中国进口竞争的最大压力。2026年上半年，德国对华出口额从2021年同期的530亿欧元下降至360亿欧元，减少了三分之一。德国国内每月流失超过一万个制造业岗位，经济学家将这一趋势与极右翼势力的上升直接挂钩。对魏德尔来说，对华强硬是巩固选民基础的低成本选项。

冯德莱恩与魏德尔之间的张力

两位「铁娘子」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左右对立。冯德莱恩出身基民盟，属于欧洲中右翼建制派；魏德尔领导的选择党被德国情报机构标记为极右翼组织。两人在移民、气候政策、欧洲一体化等议题上立场截然相反。

但在对华经济政策上，两人存在一个值得关注的交集：都主张欧洲需要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区别在于手段和程度。冯德莱恩倾向于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使用贸易工具——反补贴关税、公共采购限制、供应链多元化立法。魏德尔则走得更远，她的政治纲领中包含削弱欧盟机构权力的内容，这意味着她更可能从成员国层面推动对华政策的单边转向。

2026年6月，欧盟领导人会议一致同意与主要贸易伙伴就「全球宏观经济失衡」问题展开对话，冯德莱恩随后宣布将提议一项新法，要求欧盟企业实现关键供应来源多元化。在欧盟认定的34种关键原材料中，有17种至少70%的全球采矿或精炼能力掌握在中国手中，其中8种已受到中国出口管制措施影响。这种结构性依赖是冯德莱恩推动供应链多元化立法的核心依据。

中欧贸易的现实图景

2026年第二季度，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1030亿欧元，创下自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2026年上半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攀升至1970亿欧元，超越去年同期的1800亿欧元。从结构上看，中国占欧盟进口的比重维持在22%，但中国占欧盟出口的比重从2021年的11%下降至7%。

这组数据指向一个事实：中国作为欧盟供应国的角色在强化，作为出口市场的角色在弱化。欧盟对华出口萎缩的主要原因在德国——德国对华出口额五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一，而欧盟其余26国的对华出口总额基本稳定在600亿欧元左右。这意味着德国在对华贸易中的特殊利益正在消退，而德国恰恰是欧盟内部对华政策最关键的摇摆变量。

过去几年，德国一直是欧盟对华强硬派的制衡力量。但2026年以来，德国总理默茨在对华立场上出现了明显转向，公开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欧盟必须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市场扭曲行为和不平衡现象的侵害」。德国政府内部存在分歧——社民党主张对华强硬，基民盟的经济部长赖歇则更为谨慎——但默茨作为总理的态度变化是决定性的。

中方的应对逻辑

中方对欧盟贸易政策的回应一直保持着一个清晰的层次结构。2026年5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应欧盟拟制定新贸易工具时表示，如果欧方以「产能过剩」为由炮制针对中国的新贸易工具，本质上是为了掩盖自身产业困境，抹黑打压外部竞争。他同时强调，中方不会主动挑事，但一旦国家利益和企业正当权益受到损害，不可能坐视不理。

到2026年9月，商务部的措辞进一步升级，明确表示中欧各层级磋商「不能单方面提要求、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作要挟」。这个表态的时间点与冯德莱恩即将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讲话重合，指向的是欧盟可能在对华贸易上采取新一轮措施的前景。

中方的应对底气来自两个层面。第一，中欧贸易的结构性特征决定了欧盟在短期内难以找到中国供应链的完全替代方案。关键原材料的集中度问题不是通过立法就能在中期内解决的。第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已于2026年6月正式成立，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这个机制的存在意味着双方仍然保留着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制度通道。

几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冯德莱恩的第二个任期是否会将对华政策从「竞争优先」进一步推向「对抗优先」，取决于三个变量的互动：德国对华政策的转向速度、法国推动对华强硬的力度、以及欧盟内部产业界的游说效果。魏德尔和选择党的崛起为德国对华政策增加了一个不确定因素——一个在野的、拥有强大民意基础的极右翼政党，会从哪个方向施压执政联盟的对华政策，目前尚不完全清晰。

中方在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上通过「价格承诺」机制实现了阶段性「软着陆」，大众汽车已获得关税豁免。这个案例说明，在具体产业议题上，双方存在通过技术性谈判达成妥协的空间。但「价格承诺」模式能否复制到插电混动汽车、公共采购、关键原材料等其他议题上，是未来一年中欧经贸关系需要观察的关键节点。

欧洲政治格局的这次重组，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中欧关系的底层结构。但两位「铁娘子」各自代表的政治力量，确实正在从不同方向压缩中欧关系中合作空间的比例。这种压缩的节奏和幅度，取决于欧洲内部各派力量的博弈结果，也取决于中方在具体议题上的反制能力是否足以改变欧方的成本收益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