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译视

2026-09-16 09:38发布于江苏军事专家

前言

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的大规模全球关税违法。这一裁决直接收缴了特朗普最顺手的单边贸易工具，但围绕关税的法律缠斗远未结束。需要先厘清几个关键问题：最高法院的裁决逻辑是什么，保守派大法官为何分裂，替代关税路径是否站得住脚，以及1660亿美元退款背后的实际博弈。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撰写的多数意见，论证路径极其克制。他从IEEPA文本入手，指出这部1977年通过的法律通篇没有出现“关税”“税率”字样。该法授权总统在紧急状态下“管制进口”（regulate importation），但罗伯茨写道：“IEEPA授予的‘管制进口’权力不够。IEEPA中没有任何关于关税或税收的表述。政府未能指出国会曾在任何法律中使用‘管制’一词来授权征税。”

裁决还援引了一个历史事实：IEEPA自1977年生效至2025年特朗普政府首次援引其征收关税之前，历经8任总统，无人动用该法征收过任何关税。国会如果要授权总统征税，历来会使用“关税”或“附加费”等明确措辞，并附加上限和时限，而不是把如此重大的权力藏在一句模糊的“管制进口”当中。

罗伯茨进一步援引“重大问题原则”：行政部门若要行使具有重大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权力，必须有国会明确授权，不能依赖对模糊条文的扩大解释。特朗普试图通过IEEPA撬动的是覆盖全球几乎所有贸易伙伴、金额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征税权，这显然触发了该原则。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一致同意一个前提：总统在和平时期没有征收关税的固有宪法权力。征税权属于国会，这一点连政府方的总检察长在口头辩论中都予以承认。争论的焦点从来不是“总统能不能征税”，而是“国会有没有通过IEEPA把这项权力授予总统”。多数意见的回答是：没有。

投票结果是6比3，但6票的内部构成比数字本身更值得分析。加入多数意见的六位大法官是：罗伯茨、戈萨奇、巴雷特、索托马约尔、卡根、杰克逊。其中罗伯茨、戈萨奇、巴雷特是保守派，戈萨奇和巴雷特都是特朗普第一任期亲自提名的。

三位投反对票的是托马斯、阿利托、卡瓦诺，均为保守派。卡瓦诺同样是特朗普提名的。

这组数据说明一个问题：最高法院的保守派阵营在关税问题上出现了实质性分裂，三名保守派大法官选择站在自由派一边，否定了总统的关税权力。特朗普在裁决公布后的反应也印证了这种分裂的严重程度。他在白宫记者会上公开抨击投赞成票的大法官及其家人“羞耻”，称他们是“名义共和党人与激进左翼民主党的愚民和走狗”，并声称法院受到了“外国利益”的影响，但未提供任何证据。

从制度角度看，总统对最高法院判决进行人身攻击在美国政治史上极为罕见。但从政治效果看，特朗普的激烈反应恰恰暴露了一个事实：他原本以为提名戈萨奇和巴雷特就能确保最高法院在关键议题上与白宫保持一致，而这种预期在关税案上彻底落空。

裁决公布后，白宫当天确认终止实施基于IEEPA的关税措施。但“停止征收”和“退还已收”是两件事。

2026年4月20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开放了综合申报处理系统（CAPE），允许进口商申请退还此前依据IEEPA缴纳的关税。受影响的进口商超过33万家，涉及5300多万票进口货物，预计退款总额约1660亿美元。截至5月中旬，约5.6万家进口商完成申请登记，包括利息在内可退金额约1270亿美元，首批退款于5月12日开始发放。

但退款程序很快遭遇来自政府自身的阻力。5月底，司法部正式提起上诉，主张法院无权命令海关对“未提起诉讼的进口商”进行全面退款，政府只需向已起诉的企业退款即可。司法部在法庭文件中写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没有法院下令的情况下，无权对资金进行再清算或退款。”

负责此案的国际贸易法院法官伊顿迅速驳回了政府的请求，他需要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斯科特亲自出席听证会，说明政府是否打算将全部关税退还所有已缴纳的进口商。“这其中涉及1660亿美元，”伊顿在命令中写道。

还有一个更微妙的局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预算模型的测算显示，加征关税的实际承担者主要是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而非外国出口商。路透社援引的研究表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了约90%的关税成本。这意味着，即便进口商拿到了退款，终端消费者此前因关税抬高而多付的钱，并没有明确的返还渠道。

裁决公布当天，特朗普签署新的行政令，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商品加征10%关税，次日又将税率提升至15%，为期150天。

第122条产生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国际货币动荡时期，原本针对的是短期、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允许总统在150天内征收不超过15%的临时进口附加费。问题在于，美国当前面对的是长期货物贸易逆差和产业竞争问题，与尼克松时代美元汇兑危机完全是两回事。长期贸易逆差能否被解释为第122条所要求的“根本性国际支付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法律问题。

2026年5月7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已作出裁决，认定政府依据第122条征收10%全球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公告无效。联邦上诉法院暂时中止了该裁决，允许海关在诉讼期间继续征税，但这条路径的法律根基同样脆弱。

特朗普政府还在利用301条款、232条款等继续征收关税。但这些法律路径都有一个共同特征：程序更慢、需要调查取证、更容易被诉讼牵制，与IEEPA那种“总统一纸行政令即可覆盖全球”的效率完全不同。

民调数据显示，共和党内部对特朗普持强烈支持态度的群体比例从2026年1月的49%下降至8月的35%，同期“还算赞同”的比例从37%升至47%。

这组数据的含义比表面数字更复杂。共和党选民并未大规模脱离政党，但铁杆支持者的比例在半年内流失了14个百分点，大量原本“强烈支持”的选民转化为“还算赞同”。铁杆支持群体最显著的特征是投票意愿稳定、不易受外部信息影响，而温和支持群体恰恰相反——他们更容易被经济数据、热点事件和舆论环境改变投票决定。

把关税裁决放在这个背景下看，特朗普面临的挑战是多重的。最高法院封堵了他最顺手的贸易政策工具，替代路径的法律确定性更低，1660亿美元的退款压力正在挤压联邦财政空间，而关税成本最终主要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这一事实，与白宫“关税由外国承担”的公开表述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特朗普本人已经将中期选举定性为决定其剩余任期能否平稳度过的“政治决战”。从目前的法律态势看，关税政策的司法挫败不是终点，围绕替代关税的新一轮诉讼已经在推进中。最高法院的裁决划下了一条边界：总统可以管贸易，但不能以“紧急状态”为名绕过国会征税。至于这条边界会不会在后续案件中被进一步明确或收紧，取决于替代关税路径在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的审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