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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2026-09-23T04:06:32+00:00
德国东部州选举与中德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原始标题:38:5,德国东部选举变天,魏德尔大胜,中德关系迎来关键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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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选择党跃升为第一大党,基民盟惨跌甚至未过5%门槛,默茨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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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译视 2026-09-22 08:52发布于江苏军事专家 前言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议会选举结果出来后,基民盟的联邦层面反应值得注意。默茨用了“灾难”这个词,并迅速表态不会辞职。一个在任总理在地方选举惨败后第一时间排除辞职可能,这种操作本身就说明问题——基民盟内部对选情的判断比公开表态要悲观得多。 先把数据摆清楚。梅前州选择党得票率38.2%,较上届增加21.5个百分点,拿下71个席位中的32席,首次成为该州第一大党。社民党35.5%退居第二,基民盟得票率4.9%,未能跨过5%法定门槛,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更早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获得83席中的39席,距离绝对多数仅差3席,基民盟得票率从37.1%暴跌至17.2%。 两场东部州选举,选择党从抗议性政党变成主导性力量。这不是孤立的民意波动,而是一种结构性位移。 选择党联合领导人魏德尔的对华立场之所以被反复讨论,与她的个人经历直接相关。她在华工作生活近六年,博士论文以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为研究对象,精通中文。这一背景在德国政坛确实罕见。 但理解魏德尔的对华主张,不能停留在“亲华”或“反华”的标签上。她在党内会议上说过一句话:“为什么德国还要向中国支付发展援助?如今中国的科技水平远超我们。”这句话的落脚点在财政支出,不在外交立场。选择党联邦议院党团在今年2月默茨访华前发表的文章中明确表示“中国不是敌人,而是伙伴”,同时批评欧盟对华保护主义路线不利于德国工业利益。 选择党反对的是用意识形态牵引对华关系,主张恢复以贸易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务实路线。它的“对华务实”服务于“德国优先”,而不是为中国利益服务。这两者有本质区别,混为一谈会严重误判选择党执政后的政策走向。 选择党在东部两州的胜利不会直接改变柏林的对华政策。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州政府在外交事务上没有决策权,对华政策的制定权在联邦层面。这一点需要明确。 但间接影响不可忽视。默茨政府当前面临三重压力:经济数据持续疲软,7月工业生产环比下降1.1%,创近一年最大单月降幅;个人支持率仅10%出头;基民盟内部对2029年联邦选举的前景普遍焦虑。在这种状态下,默茨在对华议题上的操作空间会被压缩。他既需要维持对华强硬以区别于选择党,又需要稳定中德经贸关系以缓解经济压力——2025年中德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518亿欧元,中国重新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的判断值得参考:州选举结果不会直接传导至联邦层面,但默茨在10月欧盟对华贸易政策关键节点前的位置会变得更加微妙。欧盟委员会正在要求北京在10月最后期限前就贸易失衡问题拿出“切实成果”,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的立场至关重要。 把中德关系的走向归结为某个政党或某个政治人物的立场变化,是一种简化。真正在起作用的是三个层面的结构性因素。 第一个层面是德国经济对华依赖的客观现实。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明确表示,中国“十五五”规划为外国企业对华投资提供了清晰信号,德国车企将继续扩大在华投资和研发创新。今年7月中德重启经济合作联委会机制,设立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两个工作组,德方表态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脱钩断链”。 第二个层面是德国选民对华认知的变化。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49%的德国人主要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敌手,这一比例在接受调查的13个国家中最高。任何德国政党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都必须面对这一民意基础。 第三个层面是欧盟框架的约束。无论德国联邦政府由哪个政党主导,对华贸易政策都必须在欧盟层面协调。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已经明确警告,不应采取“仅限于国家层面的解决方案”。选择党主张削弱欧盟权力、将德国利益置于首位,但如果它进入联邦执政层面,将面临来自布鲁塞尔的制度性约束。 短期来看,三个节点值得跟踪。10月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关键窗口期,默茨政府的表态将反映其在内外压力下的实际选择。梅前州和萨安州的组阁谈判进程,选择党能否在州层面实现执政突破,将检验“防火墙”的实际有效性。2029年联邦选举前选择党的民调走势,目前该党全国支持率28%,魏德尔已公开设定40%的目标。 中德关系不会因为一次州选举发生急转弯。但选择党的持续崛起正在改变德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讨论框架——从“价值观驱动”向“利益驱动”偏移的趋势是真实的。这种偏移不会让德国自动变得对华友好,但会让柏林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更注重成本收益的核算。对中方而言,理解这一变化的逻辑,比期待某个政党的“橄榄枝”更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