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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 时政 国际 采集 2026-09-23T22:07:11+00:00

联大辩论聚焦安理会改革:土印方案殊途同归?

原始标题:联大安理会改革激烈交锋:印日再次联手,五常权力要限制?中方亮明立场

来源
腾讯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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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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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总结(177 字)

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安理会改革议题集中爆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要求取消五常否决权,印度联合日德巴推动扩员以争取常任席位。中方在谈判中直接否定日本入常资格,将改革方向锚定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本文分析指出,G4主张扩员、土耳其主张限权,五国对此态度一致否决权不可扩散。短期内改革难以突破,核心矛盾在于不同方案之间难以协调,中方正争夺改革话语定义权。
📄 正文(2246 字)
环球局内人

2026-09-23 22:20发布于江苏

前言

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安理会改革问题集中爆发。埃尔多安在彭博社发表署名文章,要求取消五常否决权。同一天,印度外长苏杰生与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四国外长举行会晤,维谢格拉德集团明确表态支持印度获得安理会常任席位。印度、日本、德国、巴西组成的G4集团在联大期间再次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启动基于文本的谈判。中方则在改革政府间谈判中直接点名日本,重申其没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

表面上看,土耳其和印度都指向安理会改革。但仔细拆开就会发现,两者提出的方案解决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埃尔多安的核心诉求是废掉否决权本身。他在文章中提出,取消常任理事国制度,由联大定期选举安理会成员,把“世界大于五”从口号推进为具体的制度方案。这直接瞄准的是五常的结构性特权,要求重新分配决策权。

印度的诉求方向相反。G4方案要求将安理会从15席扩大到25至26席,新增6个常任席位——非洲2个、亚太2个、拉美和加勒比1个、西欧及其他国家1个,另增4至5个非常任席位。印度要的不是削弱五常权力,而是加入这个俱乐部。

这两个方案摆在一起看,就能发现安理会改革的核心困境:想入常的国家和想限制五常权力的国家,虽然都在喊改革,但想要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G4要的是“扩员”,土耳其要的是“限权”。五常对前者可以有限度地讨论,对后者则毫无妥协空间。

G4方案中最值得分析的是一个妥协设计:新常任理事国在15年审查期结束前不享有否决权。德国代表在政府间谈判中解释,这一安排是对现有政治保留意见的现实认知,允许成员国根据改革后安理会的运行经验重新评估。

但这个妥协存在一个根本性矛盾。印度多次表态,没有否决权的常任席位等于“二等常任席位”,他们不接受。而五常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扩员可以商量,否决权不能扩散。美国明确反对新成员获得否决权,俄罗斯方面佩斯科夫也表示支持扩员但否决权制度不可废除。

G4方案的逻辑是:先拿到席位,15年后再谈否决权。对印度来说,这意味着至少15年内无法获得他们最看重的那项权力。而对五常来说,即便只是增加常任席位而不给否决权,也要修改《联合国宪章》第108条,需要五常各自批准。

傅聪大使在改革政府间谈判中的发言值得逐层拆解。

第一层,改革方向的界定。中方明确表示支持必要、合理改革,但把“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设定为唯一正确方向,特别要求优先解决非洲诉求。这意味着中方支持的是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的存在,而不是让少数中等强国挤进常任席位。

第二层,对日本资格的直接否定。中方在改革谈判的正式发言中,系统阐述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明确表示这样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要求成为常任理事国”。这不是一般性的外交表态,而是在改革谈判的正式场合将日本的入常资格问题化。

第三层,对改革方法的坚持。中方强调五大类问题必须通过“一揽子”方案解决,反对搞“一选定终身”。这实际上设定了一道程序门槛:任何改革方案不能只解决席位分配问题,必须同时处理否决权、地区代表性、安理会与大会关系等一系列结构性议题。

三层逻辑合在一起,中方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策略是清晰的:不反对改革,但改革的方向、节奏和边界由中方参与定义。

埃尔多安的方案在制度层面几乎没有落地可能。《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涉及安理会结构的宪章修正案需要联大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须经五常各自批准。这个程序设计决定了任何触碰五常核心权力的修正案,必然面对五常中至少一国的反对。

普京2021年的表态已经把底线说得很直白:取消否决权,联合国当天就会散伙。佩斯科夫在埃尔多安文章发表当天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否决权本质上是大国之间相互制衡的工具,也是五常在安理会框架内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最后手段。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多次使用否决权阻止谴责性决议;在加沙问题上,美国同样如此。五常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是共同的:今天你动用否决权保护自己,明天我也可能同样需要。

安理会改革谈了三十多年,真正往前挪动的步伐极小。安理会上一次实质性扩容还是上世纪60年代,从11席增加到15席。此后全球人口、经济规模、国家数量和地区力量分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常任席位结构却纹丝不动。

短期来看,改革突破的可能性不大。G4方案和非盟的“埃祖尔韦尼共识”之间存在协调难题——非盟要求至少两个拥有完整否决权的常任席位,G4的15年审查期方案与此并不兼容。而“团结谋共识”集团(意大利、巴基斯坦等)则根本不支持增加常任席位,只同意增加可连选连任的长期非常任席位。这些方案之间的分歧,远比它们与五常之间的分歧更难弥合。

对中国而言,安理会改革的讨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在全球南方国家普遍要求提升代表性的背景下,中方将改革方向锚定在“纠正非洲历史不公”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发言权”上,与G4的“自我入常”诉求和土耳其的“废除否决权”方案形成了明确区隔。这个立场的政治基础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关心的是自身在安理会中的代表性,而非某个中等强国能否获得常任席位。中方把改革议程拉回到“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的框架内,实际上是在争夺改革话语的定义权。

后续值得关注的具体指标包括:G4是否能在本届联大推动形成“统一谈判文本”,非盟与G4之间是否出现立场协调的迹象,以及联大主席在技术性过渡安排中的操作方向。这些程序性动作的推进速度,比任何一方的公开表态都更能说明改革的真实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