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空俯瞰董志塬，泾河一级支流蒲河左岸，9座大型夯土台呈倒「U」字形对称排布，围出一座约30万平方米的史前古城核心区。这里，便是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的南佐遗址。前不久，该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陇东民谚有云：「八百里秦川，比不上董志塬边边。」夏日时节，记者穿过村舍间蜿蜒的田间小路，走进南佐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探访这片黄土地下正被一铲一铲挖掘出的故事。

「乐趣和幸福都来自一铲一铲的挖掘」

1957年春天，考古工作者倪思贤受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指派，依据当地文化工作者贺书璧提供的线索，前往当时位于后官寨乡南佐社的疙瘩渠，开展专业考古调查。那时的疙瘩渠还是一片黄土沟坎，倪思贤沿着沟边走走停停，经过仔细勘查与审慎判断，确认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1959年的《文物》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庆阳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简报。自此，南佐遗址正式进入大众视野。

1984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的赵建龙，结束了在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的发掘工作，与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考古工作者阎渭清一道，来到南佐开始了发掘工作。在大地湾与无数陶片、房址打交道的岁月里，赵建龙了解了仰韶文化的聚落形态，也炼就了一双「金睛火眼」——凭借陶片的颜色、纹饰和制作工艺，他就能大致判断其年代。而在南佐遗址，那些散落的红陶、灰陶，以及类似大地湾的「白灰面」遗迹，让赵建龙心里有了判断：这里很可能是一处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存。

不同于大地湾的建筑以「木骨泥墙」为主，在南佐，阎渭清带队发现了25米长的夯土墙。这种通过分层夯筑来加固墙体或地基的技术，过去通常被认为在商代才成熟，此次发现为后续考古发掘提供了更多空间。

1994年，第二阶段考古发掘启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赵雪野带队，继续对那段夯土墙进行考古发掘。随着发掘面积扩大，墙体出现了转折，围合出一个更大的空间。「原来这不是城墙，而是一座巨型房址的外墙。」赵雪野说，「当时先是发现了一个墙角，随着发掘不断进行，最后挖出来一个约630平方米的空间。」这个区域，就是南佐遗址最核心的区域：主殿F1。

1996年，第二阶段发掘结束，为有效保护遗址，考古队员对F1房址进行了回填，留待技术成熟后，再继续发掘。

「去南佐遗址考古时，来机场接机的是手扶拖拉机，从机场直奔考古现场，一路尘土飞扬。」赵建龙回忆，「有人问过，从事考古研究多年，有哪些令人心潮澎湃的瞬间？其实，乐趣和幸福都来自一铲一铲的挖掘。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揭开南佐遗址的一角。」

「像动手术一样做解剖发掘」

2021年，为了解南佐遗址的年代分期、聚落结构、社会状况，进一步探索黄土高原地区的古代文明，南佐遗址第三阶段考古发掘启动。经过近两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发现，在主殿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夯土墙侧室，遗址核心区有9座呈倒「U」字形对称分布的夯土台，「九台」外侧还有两道环壕，遗址总面积至少600万平方米，仅「九台」及其环壕围绕的核心区就有约30万平方米。

考古队将目光投向外围的区域，采用了5米×5米的探方发掘法，每挖下去一寸，都要仔细记录土壤的质地、包含物。挖着挖着，一块土质土色不一样的土角，正好卡在两个方格之间的隔梁底下。

这块突然出现的土角，质地比周边黄土更松软，边缘隐约有加工痕迹。「我们像动手术一样做解剖发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小宁介绍，「最终确认，这是一座房子的一个小角。」张小宁回忆，那段时间，队员们每天扎根田野，白天发掘、记录，晚上就围坐在一起讨论、猜想，从房子的延伸方向到墙体的厚度，每一次猜想都要通过后续发掘来验证，每一次下挖都带着忐忑的心情：「如果找对了，或许就能解锁一段被黄土掩埋的历史。」

一座房子找全了，团队成员又开始了新的「头脑风暴」：房子的周围有什么？结构是什么样？在更多座房子被发掘后，团队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座地坑院。进一步的发掘证实了，几处房屋的确并非零散的建筑遗迹，而是组成了凝聚着黄土高原居民生存智慧的地坑院——一种将地面下挖形成深坑，在四周掏挖窑洞的居住形式。

「考古界有句俗话：'你想不到，就挖不到'。从挖到这一座房子，到想到它可能是一个地坑院，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点点把它的全貌拼接出来，这个过程非常有成就感。」张小宁说，团队中的许多成员从小生长在黄土高原，对这里的版筑夯土结构再熟悉不过，一层层夯实的土墙间，藏着古今延续、因地制宜的建造逻辑。

「我们发现，每处院落都是先从地面往下挖掘几米，再在四周掏挖出平面近圆形的窑洞，用白灰装修房屋。南佐遗址的窑洞式院落群，是迄今仰韶时期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窑洞式聚落遗存。」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韩建业介绍。

「从一开始就采取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式」

白衣陶簋、朱砂彩绘陶、表面涂朱砂的石镞……一件件精美的高等级器物陆续出土，让人目不暇接。这些器物大多出土于主殿F1及其侧室和周围的高等级建筑区，有的器物上还发现了可能是「南佐」二字刻画的陶文。

韩建业介绍，联合考古队从一开始就采取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式，团队成员来自考古学、历史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通过碳十四测年、孢粉分析、动物骨骼鉴定、陶器成分分析等多种手段，全方位解读南佐遗址。

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南佐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700年，正值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不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还与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存在文化交流的痕迹，显示了五千年前早期文明之间广泛的交流与互动。

「南佐遗址的发现，为我们理解黄土高原地区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它证明，在距今五千年前后，以南佐为代表的一批中心聚落已经具备了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和较高的文明程度。」韩建业说。

从1957年倪思贤的首次调查，到如今多学科联合考古队的系统发掘，南佐遗址的考古历程跨越了近70年。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在黄土地上默默耕耘，用手中的手铲，一点点揭开五千年前的社会图景，让那段尘封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